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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字数:14255 更新时间:2013-11-15 21:05:00]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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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,明代许多历史十分悠久,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,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、剑桥,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,简直牛得不行,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,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,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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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,因为古代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,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,要知道,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,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,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,这也难怪,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,骑着马,提着长矛到处冲,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,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,中国的倒是有始有终,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,到清朝末年,基本都停的停,改的改,这一改,就把历史也改没了,年头从头算起。

  但在上千年的历史中,明代是极为特别的,因为它除了教书外,还喜欢搞政治。

  所谓搞政治,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,没事干的时候去讲课,谈人生谈理想,时不时还骂骂人,发发脾气,大致如此而已,看上去好像也没啥,但到嘉靖年间,一个大麻烦来了。

  麻烦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,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,在当时的里,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,那是要被轰下台的,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,似乎也没什么,可问题在于,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,用通俗的话说,是比较反动。

  在这段时间,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,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、性解放之类的玩意,还经常批评朝政,张居正因为搞独裁,常被骂得狗血淋头,搞得朝廷也很头疼。

 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,估计也没啥,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,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,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,只要得罪了他,那是绝对跑不掉的。一个人惹我,就灭一个人,一千个人惹我,就灭一千人!

  于是在一夜之间,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都被查封,学生都被赶回了家,老师都下了岗。

  事情到这里,似乎该结束了,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,他不但要抓群体,还要抓典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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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谓抓典型,就是从群众之中,挑选一个带头的,把他当众干掉,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。

  而这次的典型,就是何心隐。

 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,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,他经常走在第一线。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,东一榔头西一棍,打了就走,绝不过夜,而且上到大学士,下到街头混混,都是他的朋友,可谓神通广大。

  事实证明,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,十四年前,当他离开京城之时,就曾断言过,兴灭王学之人,只在张居正。

 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,以最为不幸的方式。

  在万历七年(1579)的一天,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,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,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,将他一举抓获,带回了衙门,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,官方消息已传出:根据朝廷惯例,犯人刚到,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,给他两棍,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,竟然一打就死。遗憾之至,已妥善安排其后事,并予安葬。

  事情一出,天下哗然,王学门人一拥而上,痛骂王之垣,但人已经死了,王巡抚又十分配合,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,也不发火,大家骂足了几个月,就此收场。

  当然了,这事到底是谁干的,大家心里都有数。

 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,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,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(徐阶)的同门,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,共同解决了严嵩。

  但对张居正而言,朋友还是敌人,只有一个判断标准:顺我者昌,逆我者亡!

 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,曾经的学生除掉了,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,为了实现我的梦想,我坚信,这是值得的。

  当然了,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,做了这么多工作,也受了这么多的苦,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,而在这一点上,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。www.Fhzww.cOm

 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,也随之流传千古,而其中最有名的,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。

 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,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,摇摇晃晃地往前走,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,转个身也难。

 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,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,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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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,它有个专门名称——如意斋。一般人坐一般轿子,张大人不是一般人,轿子自然也不一般,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,张大人的轿子嘛……

 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。

  该轿子(?)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,轿内空间广阔,据估算,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,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,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,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,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,该轿特设有卫生间,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。

  此外,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,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,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,如果有了兴趣,还能做两首诗。

 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,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,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,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。

  此外,全轿乘坐舒适,操作便利,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,让停就停,让走就走,决不含糊,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、油箱缺油、更换轮胎、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。

 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,得多少人抬?

 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。

  十几个人?那是垫脚的!三十二个人起,还不打折,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,张大人的原则是,不计成本,只要风头!

  相信我,你没有看错,我也没有写错,关于这部分,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。

  顺便补充一句,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,还经常跑长途,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,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,到武汉的路程,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,想想当年那时候,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,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。

 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,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,什么奔驰、宝马、劳斯莱斯,什么加长型、豪华型,什么沙发、吧台,省省吧,也好意思拿出来说,丢人!

  日子过得舒坦,工作也无比顺利,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,然而事实告诉我们,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,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。

  万历五年(1577),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,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。

  就在这一年,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——他爹死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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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,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,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,反倒添了很多乱(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,名声很差),但无论如何,生子如此,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

  但他死也想不到,自己的死,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。

  张居正的爹死了!消息传来,满城轰动,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。无数官员纷纷上门,哭的哭,拜的拜,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,最后再说两句“节哀顺便”,完事,收工。

  这并不奇怪,自古以来,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,自然是空巷来拜,宾客盈门,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,但你要相信,如果你自己挂了,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。

  对此,张居正也十分清楚,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,但此时此刻,他的脑海里思考的,却是另一个问题。

  这个问题的名字,叫做丁忧。

  在当时的中国,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,他不怕皇帝,不怕大臣,不怕读书人议论,骠悍无比。

 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,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——祖制。

  所谓祖制,就是祖宗的制度,规矩,虽然你很牛,比皇帝还牛,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,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,你再牛也没辙。

  丁忧就是祖制,具体说来,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,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,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,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,这叫丁忧。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,这叫起复。

 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,官做得好好的,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,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,不但误事,还误人心情。

 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,无论有多麻烦,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,极其支持,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,食古不化,那就错了,人家的算盘,那是精到了极点。

 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,只有出孝子的地方,才会出忠臣,你想想,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,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(皇帝)呢?

 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,死了爹,我本来就很悲痛了,正想化悲痛为贪欲,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,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,剥夺我的经济利益,太不人道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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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,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,那我就隐瞒死讯,就当人还活着,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,就算最后被人揭穿,也是可以解释的嘛,人死了,我没有上报,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。

  当然,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,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,自明英宗起,就开始正式立项,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,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,全部免官为民。

  如此一来,贪官们也没办法了,只好日夜祈祷,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,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,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。

 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,那就是军队,领兵打仗,这就绝对没辙了,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,消息来了,您喊一声停:大家别打了,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,咱们再来,还是老地方见,不打不散。

  张居正不是军人,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,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,要是自己走了,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,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,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。

 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——夺情。

  所谓夺情,是指事情实在太急,绝对走不开的人,经由皇帝的指示,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,开展工作。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(一般不会反抗))拉回来,似乎很不人道,所以将其命名为“夺情”。

 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,当然,并不是因为它“很不人道。”

  其实在他之前,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,比如著名的“三杨”中的杨荣,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,都曾经被这么“很不人道”过,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,倒也没啥问题,但到了嘉靖年间,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,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,如果有人提出夺情,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。

 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,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,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。

  说起来,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,闹腾了三朝还不够,死了还要折腾别人。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,父亲死了,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,留下来帮我办事,他说不行,我非常悲痛,一定要回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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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结果几番来回,他还是回去了,从正德九年(1514)到正德十二年(1517),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,才回来上班。这要搁在现在,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。

  由于他名声太大,加上又是正面典型,从此以后,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,打死也不敢说夺情。就这么一路下来,终于坑了张居正。

  张居正没有选择,只能夺情,因为冯保不想他走,皇帝不想他走,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,当然了,最重要的是,他也不想走。

  

 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,才混到这个份上,鬼才想走。

 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,但只要略施小计,还是没问题的。

 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,万历五年(1577)十月,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,两天后皇帝回复——不行。

  一天后,张居正再次上书,表示一定要回去,而皇帝也再次回复——一定不行。

  与此同时,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,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,言辞激烈,好像张居正一走,地球就要完蛋,可谓用心良苦。

  行了,把戏演到这里,也差不多该打住了,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。

  准备收场了,事情已经结束,一切风平浪静,擦干眼泪(如果有),再次出发!

 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,徐阶下台,我亲手解决了高拱、刘台、何心隐,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。

  对于这一点,张居正始终很自信,然而事实证明,他错了,错得相当厉害,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。

  万历五年(1577)十一月,翰林院编修吴中行,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——弹劾张居正夺情。

  编修是正七品,检讨是从七品,也就是说,这是两个基层干部,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,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,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,不是朝廷高官,就是黑道老大、学界首领,并且还特别不经打,一碰就垮,这么两个小角色,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,就能把他们碾死。

 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,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。

 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,却有个特殊的身份: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。

  而且我查了一下,才惊奇地发现,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(1571)的进士,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。

 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,左挑右挑,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,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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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下好了,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(刘台),已经搞得狼狈不堪,这回竟然出了两个,那就收拾不了了,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,并不等于二,而是二愣子的平方。

 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,又出事了,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,刑部员外郎艾穆,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,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,去尽孝道。

 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,才终于意识到,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。

 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,他用尽各种手段,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,坐上了最高的宝座,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,他才发现一个新的,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。

 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,成为了他的对手,不是一个,是一群,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,经济问题,作风问题,夺情问题,方式更是数不胜数,上书弹劾,私下议论,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,直接攻击张居正。

 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,张居正感到很吃惊,却并不意外,因为他很清楚,带来这些敌人的,正是他自己,具体说来,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。

  五年前,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,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,还附带了一个阴谋。

 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,有着这样几句话:

  “抚案官有延误者,该部举之,各部院有容隐者,科臣举之,六科有容隐欺蔽者,臣等举之。”

  这句话的意思是,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,中央各部来管,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,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,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,由我来管!

 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。

  根据明代的体制,中央各部管理地方,正常,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,也正常,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,这就不正常了。

  两百年前,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,考虑丞相权力太大,撤销了丞相,将权力交给六部,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,后来一琢磨,觉得六部权力也大,为怕人搞鬼,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,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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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六科的领导,叫做都给事中,俗称科长,下属人员也不多,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,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。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,科长才七品,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。

 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,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,科长不同意,二话不说,把命令退回给部长,让他修改,如果改得不满意,就再退,直到满意为止。

  别说部长,连皇帝的某些旨意,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,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,地位却不低,每次部长去见他们,还要给他们行个礼,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,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,且指名道姓,十分嚣张。

  给事中大抵如此,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,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,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、随地大小便,只要是个事,就能管。

  六部级别高,权力小,言官级别小,权力大,谁也压不倒谁,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,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,一向太平无事,而到了张居正,情况被改变了。

  在张居正看来,六部也好,给事中也好,御史也好,都该归我管,我说什么,你们就干什么,不要瞎吵。

  因为他很明白,互相限制、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,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。

 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,你讲一句他讲一句,争得天翻地覆,说得振振有词,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,结果十天半个月,什么都没办,而对于这些人,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。

 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,找一个最聪明的人(他自己)指挥,大家跟着办事就行,没有必要浪费口水。于是在他统治期间,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,都要考核工作成绩。

  然而遗憾的是,大臣们却不这么想,在他们看来,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,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。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,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,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,喷喷口水,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,如果长此以往,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

 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,怎么干,是好事还是坏事,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,必须彻底解决他!

 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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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耐人寻味的是,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,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,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,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!

 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,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,原因很简单——躲避嫌疑,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,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,说他们是心有灵犀,真是杀了我也不信。

 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,夺情问题也好,作风问题也罢,那都是假的,只有权力问题,才是真的。

 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,无论如何,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,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?

 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,张居正恢复了平静,他意识到,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,如不及时镇压,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,而要对付他们,摆事实、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,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,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,满口仁义道德,唾沫横飞攻击别人,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
  对这帮既要当婊子,又要立牌坊的人,就一个字——打!

  张居正汇报此事后,皇帝随即下达命令,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,也就是打屁股。

  张大人的本意,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,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

 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,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,纷纷跳了出来,搞签名请愿,集体上书,反正法不责众,不骂白不骂,不请白不请。

 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,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,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。

 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,这里就不多说了,但在当时,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,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,只能算是小字辈。

  辈分虽小,办事却是大手笔,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,他们却激情澎湃,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,要当面求情。

 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,碰巧得了重病,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,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

  申时行回去了,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,趁人不备,竟然溜了进去,见到了张居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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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眼看人都闯进来了,张居正无可奈何,只好带病工作。

  王锡爵不说废话,开门见山: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,不要打那四个人。

  张居正唉声叹气:

  “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,你求我也没用啊!”

  这话倒也不假,皇帝确实很生气,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。

 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,相信还管用,但王锡爵先生……已经四十四了。

  “皇上即使生气,那也是因为您!”这就是王锡爵的觉悟。

  话说到这个份上,张居正无话可说了,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。

  见此场景,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,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,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
  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,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,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,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,准备拿自己开个刀,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,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:

  九五至尊,高傲无比,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——给他跪下了。

  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,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,一边架一边喊:

  “皇帝要留我,你们要赶我走,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!”

 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,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,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,他或许善于权谋,或许挖过坑,害过人,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,要想生存下去,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,这是唯一的选择。

  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。

  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,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:

  “你杀了我吧!你杀了我吧!”

  王锡爵懵了,他没有想到,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,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,情急之下手足无措,只好匆匆行了个礼,退了出去。

  张居正发泄了,王锡爵震惊了,但闹来闹去,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,于是该打的还得打,一个都不能少。

  万历五年(1577)十月二十三日,廷杖正式执行,吴中行、赵用贤廷杖六十,艾穆、沈思孝廷杖八十,这么看来,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,要知道,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!

  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,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,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——打屁股的结果。

 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,挨了同样的打,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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